INTERNAL

　　媒體轟炸多次，但農婦高永俠和外界間，始終有堵牆。
　　她對外部世界充滿恐懼，連打工，最遠都只敢跑到隔壁縣城。
　　去徐州採訪之前，有當地同行告誡我，你別白跑一趟了，她特別堅決，講不了幾句就掛電話了。
　　她比我想象的還要膽怯。我在她打工的縣城遍尋無果，電話里，她跟我解釋原因，因為記者喜歡問她過去的事兒，“我想起來就頭疼，除非，你們能把粵粵帶來給我看一眼”。
　　媒體，也許是她對“外界”的最大意象。
　　十年裡，高永俠的命運發生了太多轉折：失去生育能力，丈夫“出軌”並帶回“私生子”，丈夫去世，兩個孩子被帶走，自己成為“人販子”的老婆。
　　其中任何一項，都足以摧毀一個人的精神世界，何況是一個沒出過村子的農婦，更何況，她面對了這一連串的悲劇。
　　電影《親愛的》在敘述李紅琴(現實中的原型是高永俠)後來的命運時戛然而止。
　　孩子被帶走後的三年，高永俠始終在同一種情緒里沉淪。對她來說，時間仿佛真的靜止了。
　　三年來，樂樂越來越高，粵粵也在新的家庭里享受新的生活。高永俠卻依然在失眠、抑鬱和哭泣，“我不去看電影，在家裡我就整天哭，在電影院里肯定哭得受不了”。
　　她時刻把對粵粵的思念掛在嘴邊，村裡人已開始厭煩，“小俠精神有點問題吧”。
　　導演陳可辛曾通過媒體聯繫她，被她拒絕，“導演說要來關心我的生活，我沒有什麼好關心的，丈夫死了，生活困難，太慘了，沒什麼好看的”。
　　我常想，命運固然悲慘，但高永俠何以始終沉淪?
　　或許荒誕命運之外，還有別的因素存在。
　　高永俠站了25個小時的火車前往深圳，想要回女兒，這個她一輩子最冒險的行為，卻被深圳婦女兒童心理健康服務中心主任理解為“對孩子宣泄情緒”，對粵粵開始新生活有害無益。
　　從心理健康角度，這種說法也許有其道理。我相信，福利院正是因此迅速啟動了粵粵的領養程序，併在三年間避免兩人見面。
　　對其他丟失孩子的家長們來說，把解救出來的孩子再還回“人販子”手中，也是個感情上無法接受的結果，哪怕粵粵的親生父母始終下落不明。
　　就算這些障礙都不存在，高永俠還要面對《收養法》的嚴格規定，她顯然不符合收養人的條件。
　　理智與情感，法律與人情，而這些分開來看沒有任何錯誤的元素，湊在一起，恰恰使得高永俠無法感受到任何善意。
　　影片最後，李紅琴走上了法庭，又不出意外的沒有結果。橫亘在李紅琴和孩子之間的，是法律和輿論的崇山峻嶺。
　　可以想象，如果電影想要一個圓滿結局，很可能會需要更大更複雜的篇幅。
　　有時我想，高永俠的命運太過離奇，似乎恰巧又因此掩埋了其他更值得思考的東西。
　　比如，將粵粵與她強行隔開，不止傷害了高永俠，很可能也對粵粵造成了傷害。
　　又如，《收養法》中對領養人條件的限制頗多，固然是為了孩子著想。但是否可能在條文中設置一個出口，讓這個規定能對高永俠展現出一絲溫暖?
　　有人建議我國對新生兒建立指紋數據庫，如果這一方案早已實現，後面的傷害又是否可以避免?
　　高永俠如今的悲劇，既是命運使然，又有多重外因。個體命運或許有別，但有些因素卻可以改變。因此，無論是高永俠，還是那部電影，都絕不應僅僅是催人淚下的“親情故事”。
　　新京報記者 胡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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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編輯：李雪瑩　　（原標題：【手記】“親愛的”高永俠的命運能否改變?）